本书旨在探讨中华文明与中华神话学的关系。利用渊源和土壤、引进与转型两章讨论一点，即中国神话学为何须有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视角，用方法与证据、神话与古史探讨已经有的中国神话学能在中国文明探源方面总结出哪些特点和经验。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内容简介：全书对19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作有逐节的细致分析，以此为基础，展开若干专题研究。指出：以顾刚颉、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衍变过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着眼点为先秦两汉学术史问题，依循晚期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助莽篡汉及遍伪先秦典籍，特别是伪窜《周礼》和《左传》，从而将“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演绎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两大主线。这一结果改变了胡适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实验主义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的学术分歧，也导致了顾颉刚与钱穆的学术分歧。古史辨派的潜在影响至今仍在。...(展开全部)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评价恩师钱穆的文集。余先生以此作为纪念钱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献礼。文集既收录了和钱穆先生直接相的文字，也包括二三篇间接涉及钱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文章；其中有对恩师的深切怀念，更着重肯定了钱穆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并对质疑钱先生学问的观点予以了回击。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其为学、从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由王瑶先生弟子陈平原编集而成，汇集了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前后诸多研究论文和回忆文章，触摸种种历史的细节，梳理了一个学者与一个学科、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清现代中国学术史有很大帮助。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其为学、从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由王瑶先生弟子陈平原编集而成，汇集了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前后诸多研究论文和回忆文章，触摸种种历史的细节，梳理了一个学者与一个学科、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清现代中国学术史有很大帮助。

汪晖的最新力作，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作者在全书后半部分还集中论述了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

《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著者运用翔实的资料，细致考察和论证了中国的大学、大学研究院、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国家研究院等现代学术机构以及专业学会、图书馆、出版社等相关学术附属机构的渊源、流变及特色。体例严谨，史论结合，学术价值高，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讲述了：“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在民国知识界蓬勃兴起，主要是缘于它符合了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同时，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运用，以及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但因为受到自身缺陷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整理国故”运动终于不合时宜，不得不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展开全部)

最近十年来，对自由主义学说的反思是国际学术界最主要的论域之一，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了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和争论。本书试图在各个层面上了解自由主义问题，不只倾听自由主义者的声音，同样也重视反自由主义者们所揭示的自由主义问题。